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措施-1

1、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措施

本节目为浦山讲坛第十七期，录制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

主题：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

嘉宾：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籍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