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措施-3

3、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措施

本节目为浦山讲坛第十七期，录制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

主题：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应对

嘉宾：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籍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我就想就全球产业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做点补充。

首先我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全球产业链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是全球化的产物，我觉得它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新的产品的出现，比如在过去，我们搞重型机械，没有什么集成电路。在那个情况下恐怕全球产业链就谈不上什么发展的问题。

我过去在重型机械厂工作，你从炼钢、铸造、锻压、加工、精加工，它整个程序它都是在一个一平方公里的一个院子里完成的。谈不上搞全球化，它也没有一个全球产业链，它分工的各个环节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中。

但当你出现了新的产品，比如像集成电路这种产品，那么它就出现了全球产业链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化，所谓发挥比较优势，它是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们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时候，我们谈的是雁行模式，日本、中国、韩国，它纷纷搞不同的产业，它是垂直分工。

那么由于你新的技术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发展到一个全球产业链的那么一种生产，还有运输、通讯成本的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

就像弗格森所说的，出现了所谓的中美国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它促成了全球产业的发展。我记得全球产业的概念好像还是九十年代初期提出来的，全球化的概念大概是1982年提出来的。在这之前都是没有这些概念。

这说明什么？说明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是跟技术的发展，跟贸易自由化，跟地缘政治变化等等因素相关的。

那么现在我觉得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化没有结束，潮起潮落，它还会发展。但是它现在它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随着全球化进入调整期，全球产业链也会发生一定的调整。

从国内政治上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什么？体现了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不是无产者联系联合起来。全球化下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它处于劣势地位。

这样的话，发达国家内部他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了，本来工会是可以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现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了市场，参加了生产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下降了。

那么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他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那么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它必然对美国的外交，对美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

有句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某种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的生产者，美国的资本家有他的利益。就美国的政客来讲，抑制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除了国内政治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我觉得产业链自身它有个技术性的问题，产业链它越是长越是细，它越能提高效率，但是它增加风险。

所以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最优产业链强度的问题。就说你要受制于一系列的条件，那么在受制于一系列的条件的情况下，你如何实现产出和风险的一个最优配合实现最大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新冠肺炎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它就是链条比较长。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所有的环节都停止运作。这种情况在旧的分工模式下。在雁行模式下它是没有这么严重的。

它还真不是脱钩问题，它就是产业链本身的问题。我记得差不多十五年前，我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外国学者就讲，我们现在全球的手套、橡胶手套都是在一个地方生产的。

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这个生产者出了问题，那全球的外科手术就没法做了。所以当时他就提出来，我们是否要考虑产业链，不要把它伸得过长，要对它的结构进行某种改变。

当然他说的太早了，大家也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产品的生产，它的细化环节少一些，它就可以减少一个产品出事的概率。

如果每一个环节出事的概率都相同，环节越多，生产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这里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所以现在我觉得全球产业链调整，除了我刚才说的地缘政治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如果把它优化的问题。

那么现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是我们碰到了美国现在这么一个政府，所以我这里引用这个拜登的讲话。我在YouTube上听了，他讲完之后全场热烈鼓掌，这个不是美国的常态。我觉得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即便特朗普下去了，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那么比较文明的美国政府，比较讲道理的美国政府，他是否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

我觉得不会，方式方法会变，但是这个基本意愿不会变。这个没办法，这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所以说中美之间这样一种矛盾，这种竞争，它会长期存在下去，直至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得到解决。

怎么解决？我过去写过些文章，这里就不讨论了。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不要心存侥幸，心存幻想，我们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不要抱有幻想。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不太同意夫妻关系这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十年，这财产你说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是这样的，特别是对美国的商界、经济界、金融界更是如此。

这种情况就给我们进行了调整的时间，我说我们是需要进行调整的。为了以防万一，那么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利益关系，我相信不会出现非常突然的一种变动。

所以我们是有时间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最后的离婚不会发生。两国之间的摊牌不会发生。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这样一种保障。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许多人都是我们可以争取的朋友。美国经济界大多数人恐怕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这脱钩成本太大了。

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要有信心，就是说美国政治家的这些狂想症，是否会像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因为我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这一点我没有判断能力。希望研究国际政治的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对于产业链的研究，我有那么几点非常粗浅的而且很抽象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应该有清楚的判断，潮起潮落，斗转星移，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和以前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化的过程，它都是有高潮有低潮的，他不会终结。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潮落的阶段，那么既然它潮落，我们应该做出相应的准备。

第二在研究产业链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把地缘政治问题加以充分的考虑。我最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他宁可自伤一千，他也要杀敌一百。这是一个大问题。你说一个理性的政府，他不应该他们做的，他不会那么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特朗普是个理性的人，所以我觉得认识到这一点，确实应该学习华为，及早准备备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对于一般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去留，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应该让企业自己去决定，产业链的参与者会自行调整的。

一些产业它可以转移到内地去，或者转移到外国去了，那它是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的自然结果。我们没必要强求或者非要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对于非常重要的产业链，比如说5G、华为所涉及的这样一系列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不要因为美国的泡沫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我们应该请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另外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些调研，我深深感觉到什么？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的比较远，的确是个大挑战。

因为中等技术学校还有大量的其他的青年技术人才的培养不成问题。如果大家都想去考艺专，去考北影，或者是搞点什么文科，我觉得这有点问题。

我们那个时代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大概你说这些话，我觉得在中国应该培养这么一种气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过去被批判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思想非常有道理。

另外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还是要坚持产业政策，其他国家现在批判中国的财政，他自己在搞财政政策，让我们产生很有问题，需要改进。那么对于产业链的调整本身我只能非常原则的提出几点。比如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这些区域性的产业链。美国不是把我踢出去吗？但是我们跟这些国家的产业可以加强。

总而言之，我感觉到我们研究产业链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是不够具体化。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应该加强一下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研究方法。产业链是非常不一样的，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它有各种不同的产业链。

所有这些东西我稍微有点儿感觉，就是因为我在工厂上班过，当过十年工人。我觉得产业链它太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蹲下去，从头到尾把某一个产业好好研究，然后发现它到底有什么问题，找出问题看这个产品是否能够持续，它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哪些方面做的不够，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使这个产业留在国内做结构的调整，使这个产业链可持续，或者有些产业我们就干脆就让他移走就算了，或者我们还要建立新的产业链。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研究更为具体化，跟实际更密切的联系起来。相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拿出一些有政策含义、有政策价值的建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