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刘晓春：疫情催生新增长点：无接触经济的三大启示-4

4、无接触经济启示三：生产率与发展模式之辩

本节目为浦山讲坛第五期，录制时间为2020年3月8日

主题：疫情的留痕：从无接触经济到数字经济

嘉宾：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

我举几个例子，涉及宏观经济学三个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个例子，我们怎么理解过去20年、30年，尤其是过去10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图12）？这个不仅是美国，还有欧洲、日本、中国。对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学文献有几个解释。

图12：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资料来源：Wind

一个是统计误差。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接近零。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听一首歌，我们要买唱片，现在通过数字技术，同一首歌，无数人可以享受，它的边际成本是零。腾讯的微信APP，开发的时候有成本，但是开发出来后，其应用的边际成本几乎是零，你下载了微信APP，不影响我下载。边际成本是零的经济活动d不一定体现为货币价值，也就没有包括在GDP里面，没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个解释是通用技术的渗透需要时间，就像当初电发明以后，电力对整个经济的渗透持续几十年的时间，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还有第三个解释，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某一个或一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这个听起来有点悖论，但是我们要解释一下就不奇怪了。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比如粮食生产或者冰箱制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如果我们对冰箱和粮食的需求是无限的，增加的粮食和冰箱供给可以满足需求。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粮食、冰箱的需求是有限的，所以某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什么地方？转移到生产效率不够高，供给不够多的那些行业，那些产品上。由此导致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生产效率比较低的部门反而由此在整个经济里面占的比重增加。按照权重来算，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就没有先进部门那么快，甚至是放慢的。

这在经济学文献里面叫Baumol Disease。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产量增加，但是需求有限，剩余劳动力从进步转移到停滞部门或者效率低的部门。也就是说，总体劳动生产率放慢，不一定是说我们没有技术进步，不是说技术进步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说技术进步导致了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到那些生产效率低的行业里面去了。

一般来讲，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升慢，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占用资源多了，其中主要就是服务业，经济活动中间服务业的重要性上升。中国的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在过去几十年不断上升，农业还有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图13）。美国过去几十年更是这样，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第一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图14）。

图13：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趋势上升

资料来源：Wind

图14：美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趋势上升

资料来源：Wind

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按照上述的逻辑意味着部分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假设单一部门，不区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我们背后假设是平衡增长，当然也有一些结构经济学，二元经济，比如说刘易斯理论，但是一般这种二元理论被认为只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现在数字技术进步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我们需要重视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不仅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可能也适用于中高收入经济体，服务业贸易增加以后，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个对整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公共政策都有含义。

公共政策怎么促进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增长呢？有两方面，一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最近讲的新基建，另一方面涉及到监管，公共政策如何监管数字经济，降低垄断，避免垄断，促进竞争。数字经济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出现了几家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美国的亚马逊，美国的脸书、谷歌等，中国的腾讯和阿里等，现在也有较大的争议，巨头在成长过程中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他们会不会成为新的垄断，反而阻碍了新的创新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服务业可贸易对发展模式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怎么追赶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国际贸易是主要载体，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是全球范围内成功的范例。制造业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城镇化，技术外溢，规模经济，全球产业链。现在数字经济可能改变背后的逻辑。

数字经济不仅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它可能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商品包含两类成本，一是制造成本，包括劳动力，另一个是贸易成本包括运输。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背后的推动力是制造成本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如果机器替代人导致什么结果呢？劳动力成本差异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机器替代人会导致制造业回流到高收入经济体，降低了制造业的可贸易性。同时，数字技术降低了人和人远程互动的成本，使得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这个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深远的含义。

现在国际上经济学文献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中国的模式不能复制了，其它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中东、南亚等，想靠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行了，未来是机器替代人，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的差异不是问题。这是一个悲观的观点。但还有相对乐观的看法。制造业不能贸易，服务业可以贸易，所以就服务业来讲，发展中经济体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仍然存在，这个模式就是印度模式。印度以服务业出口而受到关注。中国的出口是制造业，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贸易逆差，印度反过来，印度是商品贸易逆差，服务业贸易顺差。

这两个模式之争，到底未来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不好说，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我自己的观点偏乐观，我相信机器替代人不能够阻碍落后国家的进步。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变革，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服务业。其实不仅是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也是一样，中国的东部和西部，上海和贵州，西部怎么追赶东部？过去靠制造业转移，东部劳动力成本高了，导致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部和西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机器人的成本下降，靠制造业转移降低地区之间的差异，这个模式是否还像过去那么有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对相对价格影响。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Balassa-Samuelson（效应），讲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增长的时候，它的实际汇率升值。这是因为贸易品生产率提升，工资上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意味非贸易品行业工资跟随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但其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导致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也就是实际汇率升值。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大城市价格相对于小城市，农村的价格高，反映的是非贸易品和贸易品，服务业和制造业价格的差异。

随着部分的服务业变成可贸易品，非贸易品的范围缩小，意味其价格上升的压力可能更大。这对收入分配可能有重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