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刘晓春：疫情催生新增长点：无接触经济的三大启示-5

5、数字经济更需要关注分配问题

本节目为浦山讲坛第五期，录制时间为2020年3月8日

主题：疫情的留痕：从无接触经济到数字经济

嘉宾：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

前面提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在一些方面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是赋能劳动者，但工业革命早期工人的工资并没有跟随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改善，背后有公共政策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作用。按照经济学教科书，劳动者的报酬跟随其边际生产率提升，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有垄断问题，有些经济活动有负外部性。结合当前的数字经济，哪些行业、哪些人更多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呢？

第一个是供给有限的行业，要么是技术进步不能引入到这个行业，要么虽然有进行进步，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形成了垄断，供给因为垄断受到限制。这些情况下，其相对价格上升，其从业人员收入和资本收益上升。

举个例子，专利权在有效期内享有专利租金，基本是一个垄断。还有一些是人的角色难以被替代的，比如管理者、心理咨询师、体育明星等。另一个例子是地产，地产是一个生产效率提升几乎不可能的产业，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它的空间有很强的排他性。

还有一些产品与服务是需求近似无限。人们的攀比消费，比如对时尚与品牌的追求，很难用理性的行为来解释。

还有一类经济活动具有零和属性，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这样的经济活动就整个社会来讲不创造新的增加值，主要是分配作用。即使数字技术提高其个体的生产效率，但它是零和的，效率越提高，对方受的损失可能越大。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网络诈骗与网络警察，。比特币交易，比特币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其交易的结果从整个社会来讲是再分配，延申来讲一些衍生品金融交易也属于零和经济活动。其他的例子包括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游说，离婚律师等。

数字经济带来部分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结果是什么呢？按照Baumol Disease，一个可能社会资源更多配置给供给有限、需求无限（攀比），零和经济活动。我不是要否认技术进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等好的方面，我想讲的是收入分配可能越来越走向极端，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数字经济到底怎么影响房地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有利的是什么？土地不可贸易性，而服务业贸易越来越提升，可贸易的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提升的效率分配给谁了？分配给不可贸易不可再生，尤其是土地了，所以大城市相对房地产价格上升，这是有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就是这次无接触经济体现，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可以提供远程服务，大家不需要聚集在上海，结果可能是降低人们对大城市房地产的需求。这两个力量到底哪个大哪个小，可能是见仁见智。这里可能有一个自我稳定的机制，和地产作为资产和耐用消费品之间的冲突有关，大城市房地产价格升得越多，将导致远程办公、远程服务（医疗、教育等）的性价比越高，反过来限制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空间。不管怎样公共政策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如果第一个力量更大，地产收获其它部门生产效率提升的收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能不能接受。

最后想总结一下，这次疫情提示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一、无接触经济昭示了新的增长点，尤其是服务业，而且它引导资源配置，疫情改变了成本和收益率比较，改变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为。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将引导私人部门进一步向数字经济的投资，同时也向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展示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潜力，引导公共部门投资，比如所谓的新基建。

第二、我们也需要关注风险的一面，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次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可以使得社区管理越来越精细化，但是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这可以说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一个方面。

第三、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新的特征，公共政策该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提升的效率将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是不是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技术进步慢、垄断、畸形消费需求、零和经济活动上，这些都涉及社会伦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绕开的问题。

我认为经济学应该向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有所回归，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工业革命时期开启了政治经济学，今天在数字经济时代，在边际效用理论之外社会伦理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不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应不应该提供全民的基本收入或者类似这样的保障？应不应该增加财产税？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越来越倾向于不可再生的资产，上一辈遗留的资产，房地产，这样一个状态能不能持续，怎么来纠正？我就讲这么多，谢谢。